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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诗中的麦饭和班马

  诗 27首;作者多为南宋人,或少数北宋人如苏辙在南地所作。不过,《全唐诗》中未能查到“麦饭”,尽管有 251处

  文中第 3节“碾子与冬小麦”刊出时作了大幅度删减,现贴在后面,敬请批评。又,部分内容曾写入博文:诗句为什么有不同的版本.

  有学者说“‘蕭蕭斑馬鳴’的斑馬,是指花馬或花斑點馬,不是指非洲斑馬”,被指看错文字后,又大量引经据典再说“唐诗的班马,可以是斑马。不是无一例外”,但没有给出例证。因而两年前曾查阅电子版《全唐诗》。共找到7处“班马”。其中 3 处为离别、离群之马:李白“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唐尧客“闻有东山去,萧萧班马鸣”,以及李峤“他乡千里月,岐路九秋风。背枥嘶班马,分洲叫断鸿。别后青山外,相望白云中”;另有 4 处指“班固和司马迁(或司马相如)”,如杜牧“高摘屈宋艳,浓薰班马香。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不详录。

  《全唐诗》仅出现“斑马”一次:【苏颋·赠彭州权别驾】“黄莺急啭春风尽,斑马长嘶落景催。莫怆分飞岐路别,还当奏最掖垣来”。此处“斑马”与“黄莺”相对,似可解释为花马,但只是孤例;也可能是将“班”写为“斑”而借对,或“班”字传抄之误,如竺可桢考证“黄河远上白云间”之黄河乃黄沙之误写。

  《全宋诗》中未找到“斑马”,但有56处“班马”,多指“班固和司马迁(或司马相如)”,而离别、离群之马似有4处:李复“萧萧班马鸣,野旷行人稀”,刘克庄“何须傍班马,卧起二花中”,以及宋祁“班马萧萧祖帐阑,晓参横影送征鞍”和“稍听班马鸣,犹见昏鸦度”。

  石转磨发明于春秋,制作困难,开凿齿条对石材质量要求较高,时至西汉,民间仍很缺乏;与此相应,秋播夏熟的冬小麦在4000年前或更早自西亚传入之后,尽管适宜北方的气候,但仅在少数地方种植,长期不被当作主要粮食作物[5,6]——众所周知,小麦若不被粉碎去麸而整粒煮食,则是“恶食”。而碾子发明较晚,最早出现于东汉[1],其制作难度较低,且操作便利,粉碎效率也较高。

  或许是碾子,而不是石转磨,极大地促进了冬小麦在北方的传播。相关研究似乎没有注意到石碾与石磨的区别,如文献[6]仅列出石转磨的相关发现及考古研究,而完全没有提及石碾。至于人口即劳动力优势对冬小麦传播及两年三熟制推广的决定性作用[6],仍可以继续讨论。无庸置疑,人口数量与粮食生产本是相互促进的关系,而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

  笔者故乡江苏兴化并无山石,但石质器物,如碌碡、井台、石臼及各种尺度的石磨——手磨、推磨和拉磨,也非稀罕之物。直径 50 cm、长 75 cm、质量350 kg的直棱碌碡,是农家用于脱粒和软蒲的寻常之物[7],而石碾却从未见过。碾盘直径180 cm、厚20 cm时质量已达到1370 kg,在淮河与长江之间的水网地区运输困难。这或许成为冬小麦由南向北传播的障碍之一。

  历史上北人因战乱多次大规模南迁,冬小麦随之南传,出现一年稻麦两熟的轮作;但北人融入当地后多放弃小麦而单种水稻[6]。这不能仅仅归因于气候、土地和生活习惯;或许南方缺少加工小麦的石碾也是原因之一。可以佐证的是,直到南宋时期,南方一些地方仍食用整粒煮食即麦饭的恶食,如朱翌(1097~1167)“邦人馈米不肯取,示以麦饭吾所有”。查《全宋诗》,有77首诗出现“麦饭”,其中陆游(1125~1210)诗27首;作者多为南宋人,或少数北宋人如苏辙在南地所作。而《全唐诗》中未能查到“麦饭”,尽管有251处“麦”,其中“小麦”4处,“大麦”6处。

  幼时曾听祖父与朋友闲谈,说一太守看望乡村塾师,见老师生活简陋,颇为不安;塾师随口答道,“葱羹麦饭两相宜,麦补丹田葱润脾;太守休言其味淡,前村尚有未成炊”。本该一日三餐以大米为食却靠着饼状大麦饭而免于饥饿的瘦弱孩童,在不经意记住了诗句的40年之后,因参观沂蒙红色电影拍摄基地而见到石碾,而购买书籍,而搜索网络,而再次领略麦饭的况味。

  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60 有朱熹条目[8],称“沉,晦庵婿也。晦翁尝访沉不遇,其女出葱汤、麦饭,留饮食之。临别,女谓以此二者简亵不安。晦翁留诗曰:‘葱汤麦饭两相宜,葱养丹田麦疗饥。莫谓此中滋味簿,前村犹有未炊时’”。网上看到的文章都将此诗归于朱熹(1130~1200)名下。不过,查《全宋诗》,杜范(1182~1245)的“贻富室翁”与此相近:“葱疗丹田麦疗饥,葱羹麦饭两相宜;请君试上城头望,多少人家午未炊”。毫无疑问,诗文会随流传而变化,而其作者也可能产生讹误。值得注意的是,朱熹离世时,杜范18岁,又8年中进士,后任宰相;存诗282首,上述麦饭诗为第250首。前述朱熹故事的真实性或许值得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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